一向以為，文學應當有寫作者個人風格的烙印，這是起碼的要求。近讀韓石山先生《徐志摩傳》的序，上來劈頭一句是：“這部《徐志摩傳》，是我寫的。”接下來說，“是我寫的，并不是說怎樣的高明，只是說它與別人寫的不同。”能這樣而且愿意這樣明白表達自己的作家，這些年來，韓先生一人而已。
網絡文學的定義，是近幾年眾說紛紜的問題。先不必爭論是不是網友將傳世文章貼到網絡上給更多的網友們拜讀（近的如金庸武俠，古的如《十三經》）或者網友將自己的新作在網上首發（如“多少多少次的親密接觸”，如剝皮版的“金瓶梅”）便可稱之為網絡文學，這里還想接著抄幾句韓石山先生在上述序中表達的經驗和見解：“習文三十年，我已看透了文學，世上有沒有這么個東西，先就值得懷疑。”“文學是文字的一種屬性。好的文字，具備了這種屬性，才能叫做文學或文學作品。”韓先生當然不是懷疑論者，他給出的是文學的一種標準，或曰韓氏標準，在文學理論專著的高頭講章里輕易沒人講給你聽，但它更接近“文學”二字的內涵。我想，對網絡文學，拿韓氏標準去要求不會錯的，——惟一擔心的是：對目前９５％以上的網絡作品而言，這樣的要求是不是高了點兒？
網絡神通，可謂上天入地無所不能。把網絡比做大象的話，現在大家當回事兒在做著的看透了不過是蒙著眼睛摸象的游戲。摸到象媽媽的骨骼，即是跟網絡的硬件設備作親密接觸了；摸到的那些附在象身上蠢蠢欲動的小飛蟲，不啻是網絡發燒友了；二三好玩的小子一巴掌捫到鼻孔上，動物呼吸道受了刺激而打出幾記響亮的噴嚏，就是“網絡文學”了——說到這一步，還多少有些道理，畢竟大象的噴嚏比豬狗牛的來得稀罕；如果一巴掌摸到大象又熱又潮的排泄物，也尊呼為網絡文學，就有些可笑，古人雖有“道在矢溺”的說法，說的是發現之道，并不是直接在兩者之間畫等號啊。
新近看到一個有趣的觀點，是１９９９年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中國李銳先生的演講集《網絡時代的“方言”》中的說法。他認為，隨著互聯網絡的國際化，以高科技和高信息作基礎的網絡帝國在創造了空前效率的同時，也在所謂最“平等”的網絡平面上，以難以想像的光速，用英語掃蕩著所有的語言異類，就連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漢語寫作也成了一種“方言”。這并不算夸張，不是有朋友說過“如果說我爺爺那個時代的人需要知道‘茴’字有四種寫法，我們現在需要知道的只是‘ｓｈｉｔ’有幾種罵法”么？過去文人講的是平仄格律，當代學子上網時掛在嘴上的是“倒屎”命令，漢語言果真是退位到了方言的境地了。如此說來，就算中國當代文化中有網絡文學這一回事兒，其最佳之作充其量也就配得上一個“網絡方言文學”的名稱罷了。
本文套用的《有多少××可以××》這種格式化標題在網上也不少見，如吾友陳彤從《有多少愛情可以重來》翻出了《有多少愛情可以胡來》的花樣，還有網友弄出《有多少惡俗可以時尚》之類，實在到了惡俗的地步。舊時的雅人偶爾俗一回，會自謙一句“未能免俗，聊復爾爾”；在下這樣屬于慣俗一類，玩玩網絡上的文字游戲，算是不脫常態。可與網絡文學貼邊兒則難，想開了，最多也就是往網絡方言文學上蹭一名分吧，倒沒有回避惡俗的必要了。
□王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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